拍了拍蔡先生的肩膀，笑道“还记得四五年吗？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见面，从重庆出发飞往印度，再坐火车到达加尔各答。咱们是7月1日从重庆出发的，等到了加尔各答渡口，已经快7月底了，中间又经过地中海、大西洋，过了一个多月，才到达纽约。你后来去了康奈尔大学，我去了nbc实习。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来还宛如昨天。当时在轮船上，那些美国船员就瞧不起我们中国人，没想到去了美国，他们对我们的蔑视更甚。我四六年11月回国，四九年被迫跟着南京广播电台赶往台湾。很多同行虽然选择留在台湾，但是决计不为国民政府办事，而是扎进大学里做学问了。我那时十分焦急，当局希望我留下来，我坚决不从，终于半旬之后有机会和家人离开
开台湾。四九年九月的时候，我收到母校邀请，又回到北洋大学任教了，喜闻新中国马上要成立了，我们很多朋友都兴奋不已。没想到在战火中奔波这么多年，终于看到破碎山河一统之日。”
周先生在一旁笑着说“我那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四八年我在上海新安电机厂当工程师。后来跟着新办的分厂来到天津，倒是有些富余的时间，我听说北洋大学招兼职教授，我就去了，后来就认识了培大。培大告诉我学校缺教授，叫我要不就做个正式教授吧，学校给不了你在电机厂的高薪，但他知道我一直以来有着从教的愿望。我想了想，就跟着培大当正式教授了，不过就不是在北洋大学了，因为五一年，北洋大学和河北工学院合并成天津大学了嘛，我俩就在天津大学电信组作教授了。”
蔡先生听了，颇有感慨，抚今追昔，时光回溯“四五年我们去了美国之后，代表和美国方面的谈了很久，才终于同意让我们在康奈尔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康奈尔大学是怀特创建的，‘i nuld nund an nn here any nn can fd nn any study’，可美国当局偏偏不给我们进去的机会。康奈尔大学有不少我国的校友，胡适，施肇基，茅以升，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冰心。我们在学校也碰见了高年级的华人学长们，他们告诉我们康纳尔还是很欢迎中国人的，茅以升先生当时在学校就很有名气。茅先生是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毕业生，一年就攻取了硕士学位，毕业典礼那天，校长亲自给茅先生颁发毕业证书，当场宣布‘今后凡是唐山路矿学堂毕业生来康奈尔做研究生的，可以免试入学。’后来我又在贝尔电话公司实习了一个阶段。四六年五月的时候，交通部命令我和茅以新去伦敦洽谈联合国总署援助我国的通信器材。实在没有想到，这些英国工厂企图贿赂我们以次充好、以少代多，被我们严词拒绝，最终总算尽大限度地争取到不少科研物资和器材。四七年回过以后，想着在学术上加把劲，没想到在交通部反而荒废了不少时间。四九年九月我才辞去政府工作，来南开大学教书去了。”
秦风在一旁听着，这才知晓三位先生早有结识之源，志同道合之机，彼此知遇之情。他回想自己的一生，幸得紫怡长伴相随，不然孑然一人，茕茕独立。邮苑求学的时候，与另一个同学交往甚密，结拜为兄弟，拜了天地，而今二十载春秋却毫无讯息。现在目睹了三位先生的一生之谊，倒也觉得自己过得略为悲凉，不过他马上又振作起精神，因为从他踏上文学路以来，他就决定渺渺一生，独孤处之，紫怡红袖添香也。
三位先生谈兴正浓，又聊起当年之事。周先生说道“五二年，几个大学做了些院系调整，把南开大学的电信组和北洋大学的电信组调出来成立了天津大学电信工程系，我们这边主要培大和我负责，长年你们又从南开带过来健栋几个人。咱们把电信工程系分成了有线组和无线组，长年和健栋负责有线组，培大和我负责无线组。大干了三年，京城传来消息，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