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关系，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将底线定在了幽州。
后周广顺年间，后蜀不断联络北汉，南唐夹击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局稳定，有效防止了来自包括辽朝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围攻。
不过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似乎给契丹，北汉带来再次觊觎中原的机会，保大十二年，辽穆宗“遣其舅来南唐，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
也就是这样，自后晋以来契丹与南唐建立起来的交聘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辽穆宗对中原政策的调整突出体现在其对南唐的态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间，在后周打击下，南唐形势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携蜡丸至辽朝求救，寄希望辽朝从北方牵制中原，但辽穆宗却托辞敷衍。
应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陈处尧竟卒于契丹。
然而，当周世宗准备攻打幽州时，穆宗亲临南京，并将主力陈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辽高粱河一战，再次显示了契丹实力。
可见，幽州才是契丹辽朝的最后底线。
从总体上看，远交近攻是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贯政策。
阿保机欲得幽州，先是远交河东晋王，近攻燕王刘仁恭;接着，远交后梁，近攻河东之幽燕，为耶律德光尽有幽云打下了基础。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继续采用远交近攻政策，远交南唐等江南政权，近攻中原，实践混一天下。
在具体运行上，则“觇国势而为去来”，又灵活机动执行。
世宗继续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则实行保境睦邻的对外政策。
可见，南下是契丹辽朝根本国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体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等为代表，主张远交河东而近攻幽燕，远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蓟，积极南下，通过军事征服中原，实现混一天下理想;而以述律后为代表的一，其乐不可胜穷也，何必劳师派认为，草原有“羊马之富远山以乘危徼利乎!”
主张“以三千骑伏其幽州旁，掠其四野，使城中元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
对述律后的主张，阿保机表面认可，但随后即在卢文进导引下，亲率30万契丹大军进围幽州达200余日，直接影响了河东灭梁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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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的政策主张占据了主导地位，阿保机病逝后，述律后曾一度摄政，她利用手中的权力，以契丹传统的殉葬制度为借口，向曾跟随阿保机进行激烈军事扩张的贵族开刀，大杀功臣。
而德光继位后，不仅没能按照述律后的意图发展，而且将阿保机“把捉”镇，定，幽州的计划发展为“混一天下”，图霸中原的天下大同理想，从而使二者的分歧进一步表现为南下的目标上，但由于当时一切国事皆由述律后参决其间，他不可能跨越雷池。
在天显二年，为应援王都，契丹军在定州，曲阳之战中惨遭后唐悍将王晏球和赵德钧打击，全军覆没。
南下受挫后，耶律德光侍奉述律后更加谨小慎微，“应对或不称旨，母扬眉而视之，辄惺而趋避，非复召不敢见也”。
直至天显十一年，石敬瑭派赵莹等传信于契丹西南路招讨使卢不姑求救，德光请求述律后出兵讨伐李从珂，均遭否决。
无奈，辽太宗只得一再借助胡巫之筮言来说服述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