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渐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陆路甚险，往来贸易者，非肩负，即马载，费本既多，获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诸物艰贵”。
此外，贵州有水路与湖南相通，经镇远、施秉至黄平州，并可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渐次开。
这些地区均属“苗疆”。
贵州的黎平府、永宁州并有陆路可通川楚，也需用兵维护交通畅通。
基于上述两点，故鄂尔泰把武力开拓“苗疆”作为贵州改土归流的“先务”和“急务”。
过去，学术界对贵州的改土归流问题，存在着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一是把废土设流等同于改土归流;二是把改土归流仅是理解为废除土官势力，建立流官统治。
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废土设流仅是指将土官废除改设流官，将原由土官统辖的土地人口改由流官管辖。
废土设流还有其不彻底性，或上废下不废，远废近不废;或已废土设流又重新废流设土，如对贵州最大的土司水西安氏即此。
而且，废土设流自明初就已发生，贵州建省就是明永乐年间废革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基础上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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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也是上废而下不废，还存在众多长官司。
从理论上探讨，明踵元故事，实行土司制度，明初正是土司制度逐渐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基本上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土司制度的矛盾和弊端尚未充分暴露和激化，应该说当时土司制度还是处于上升的时期，还不是土司制度的衰败和腐朽阶段。
如果把中央王朝在个别或局部地区实行的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等同起来，显然不甚切贴。
改土归流则是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它的任务并不仅是指废革土官，而且，因贵州土官势弱，改土归流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鄂尔泰在《正疆界定流土疏》中就明确地说:“土司改流，原属正务。但有应改者，有不应改者;有可改可不改者;有必不可改必不可不改者;有必应改而不得不缓改者;有可不改而不得已竟改者，审时度势，顺情得理，庶先无成心，而有济公事。若不论有无过犯，一概勒令改流，无论不足以服人，兼恐即无以善后。如果相安在土，原无异在流。如不相安在流，亦无异于在土也。”
可知，对土司的改流与否，是以其“有无过犯”而定，并非对土官一律革除。
因此，贵州改土归流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或土目，将强暴者擒拏，懦弱者改置，能改则改，能削则削。
但对皈服王朝而守土相安，并无过犯的土司，则能留即留，未予改流。
贵州改土归流任务之二，就是调整疆界，划拨尖牙，归并事权，以便治理。
到了雍正四年1726年春，鄂尔泰以巡抚云南兼总督事，就奏言:“云南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制夷必改土归流。而苗疆多与邻省犬牙交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
提出将原属四川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因距省会成都遥远而鞭长莫及，改隶距与滇仅一岭之隔的云南，俾得相机改土归流，永靖边氛，同时，建议“黔粤向以牂牁江为界，而粤之西隆州，与黔之普安州，逾江互相斗人。”
“苗寨寥阔，文武动辄推诿，应以江北归黔，江南归粤，增州设营，形格势禁”。
雍正时期贵州在调整疆界，归并事权方面，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总督高其倬在条奏苗疆事宜中，就提出黎平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城，民苗杂处，分隶两省，请改五开卫为县，隶黎平，铜鼓卫亦归并。
五开、古州、八万等苗疆均属黔省，事权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