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外国独有，以利“吏治民生”。
他曾和利氏合作翻译《同文算指》一书，内容是西方初等数学知识，徐光启为该书作序中说:“此书所述”大率与旧术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之有也。
到了1613年，他在该书序言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是“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以昭九译同之之盛”。
更是“喜其便与日用”，为了“吏制民生，阴受其蔽”。
可见，李之藻同样是位有远见卓识视野开阔的科学家，对于翻译的社会功能，他早有深悟。
特别是1629年由徐光启领头编译西洋历法着作，修订明朝《大统历》，李之藻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为这本历法的编撰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包括1613年他曾上《清泽西洋历法等书疏》指出庞迪峨、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传教士“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
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盖缘彼国不以天文历学为禁，五千年来，通国之俊曹，聚而讲究之。窥测既核，研究亦审，与吾中国数百年来始得一人，无师无友，自悟自是非曲直，此岂可以疏密较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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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强烈呼吁崇祯帝修改历法:“当此历法差谬，正宜备译广参，以求至当。即使远在海外，尚当旁求博访;矢引其献琛求宾，近集肈毅之下，而可坐失机会，使日后抱遗书之叹哉～”
除此之外，他还指出，除天文历学之书外，西方的水法、算法、测量、仪象、日轨、万国图志、地理、医理、几何原本等等科学书籍都值得翻译，他曾说:“上述诸书，多非吾中国书传所有。想在彼国，亦有圣作明述，别自成家。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
特别是李之藻还认为翻译能开视界，明万物，像是他晚年与傅泛际合译的《名理探》是我国第一部西方逻辑学译着。
其说理之深奥，辞文之妙，“往往会读者忘其为译”。
徐宗泽评说“译笔非常简净，有信达雅三长”。
由此可见，他对翻译的严肃态度以及翻译醒神明智的深刻见解。
还有1607年李氏在“万历疆国叶洽之岁”为利玛窦重刻《天主实义》写的序中说:“信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语文字之际。而是编者出，则同文雅化，又已成为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赞教历俗，不为偶然，亦岂徒然”。
由此可见，语言是交流的媒介，相通的情感和心理是人类交流的共同基础。
李氏对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关系的阐释早已超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视野，“四海同心，心同此理”。
二三百年后贺麟的言词与此多么相似。
而杨廷筠的话，字仲坚，号淇园，同样是明末重要的翻译家之一，对科技翻译兴国特别是翻译利玛窦等传教士所携新节有强烈愿望。
而且他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学知识，还弃佛依耶，曾与利氏等传教士有深交。
所以1623年华夏曾为艾儒路撰述《西学凡》作序欧洲大学所学六科，即文、理、医、法、教、道的教学大纲，有感于西方科学注重实证，分科细致，认为有必要培养翻译方面的专业人才，渐次翻译西书。
此外还有王徵，字葵心，又字良甫，号了一道人，支叟，陕西泾阳县人，从小喜读后书，潜心机械制造。
他曾与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庞迪峨、汤若迪、龙华民等人交流，交流学术，与徐、李、杨等同为接受西学的主要儒士。
而且他早年学习拉丁文，曾用西方语言学知识研究汉语音韵，帮且金尼阁修订文字音韵学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