吗？”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和国家机器对抗，包括我们，但幸运的是，米国的法律体系，至少给了你说话的机会，让你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这个案子的最终目的，就是推翻之后的加刑，并且要求政府不得再度就此来找你麻烦。就像谢尔顿案一样。”
“同时，为了防止你过于担心，协议上也写明了，全权代理日期只到1968年11月5日，这是大选的日子，过了这天，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同时大环境也会对你更加有利。明白嘛？”
露丝伯格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走一边说，伯格曼则仿佛是课堂里的学生，只有在她极其快速的思维后面苦苦追赶的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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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伯格曼再度犹豫。
不得不说，露丝伯格一番话合情合理，而且似乎也只能这么办了。
伯格曼怕死爱钱，所以要继续打官司，但他最担心的还是独子阿尔伯特。
在之前的庭外认罪协议谈判期间，海因斯迫使伯格曼认罪的杀手锏之一就是，承诺，只要他认罪，就不会对阿尔伯特提起上诉。
反之，海因斯当时拍着一叠厚厚的文件狞笑着告诉伯格曼“父子俩一同入狱的新闻可是会让媒体更加开心的。”
同时，阿尔伯特保持清白名誉的话，那么伯格曼家族还有很大机会继续生存乃至发展下去，如果阿尔伯特也被媒体盯上，那么之后的事情会非常难讲。
所以伯格曼尽管极其不情愿也只能同意签署庭外协议，原本以为自己去蹲四个月大牢，外加付出一大笔钱来就能破财消灾，然后继续做养老院生意。
可惜啊……海因斯这个小丑的出尔反尔，让事情变得越发复杂起来。
伯格曼觉得露丝伯格说的没错，这大半年来，他对这个国家的信念发生了巨大改变，终于认识到，自己所为的智慧，在国家机器以及执法者的贪婪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
而且也必须承认自己唯一翻盘的机会只有上法庭，毕竟法庭判刑需要证据，而媒体审判不需要，一封子虚乌有的检举信，就能让他几十年努力积攒下的好名声，在短短几个月间，完全化为乌有。
“你最好快点做决定。”露丝伯格抬腕看了看手表，“已经八点四十五分了，我今晚必须赶回纽黑文，在十一点以前，这是原则性问题。”
“可是爱德华先生，他……”伯格曼再度开口。
“你是在怀疑他的能力？”露丝伯格冷笑一声。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但他毕竟才二年级。”
“那么请问你为什么在赎罪日那天去找他呢？其次，他在谢尔顿一案中的表现你也看到了，不但帮助谢尔顿脱罪，甚至还让警察局多了一条‘谢尔顿法则’；同时他也是我亲自挑选的助手。这一切还无法让你下决定？”
伯格曼长长的叹了口气，显得疲惫不堪“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冒险的决定，比我决定从匈牙利来到美国都要冒险。虽然那时候我只能住在最底层的三等舱里，那是冬天，大西洋海况极其恶劣，一旦发生船难，我这样的穷人是没有幸存的道理的，救生艇会优先供给头等餐的有钱人们，并且通向上层加班的通道会被锁住。我们只能被活生生的清醒的被海水慢慢淹过头顶，现在想想还是让我会浑身发抖。”
“现在我也是有钱人了，也住得起头等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体面。但是我才发现，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法律比北大西洋冬季的高海况还要让人恐惧，后者至少可以提前预报，并且你能亲眼，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几十英尺高的浪涌砸到船上，虽然极度恐惧，但还有轮船的钢铁躯壳是可以相信的。”
“但现在……”伯格曼摇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