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众还是恶言犯法，一律都要斩首处死，兄弟也要连坐。这是旧的唐律规定。
但是到了贞观初年，李二对于谋反罪的惩罚做了重要修改。李二认为这两种情况轻重程度不同，不能都判死刑，于是就把这条法律修改成了“兴师动众、能为害的，祖孙兄弟都缘坐没官；恶言犯法，不能为害的，兄弟免死配流。”
从律法角度上来说，唐朝这一律法的重要修改，其实算是一种开放与公平的文明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皇权利用谋反罪除掉潜在的威胁势力，这一现象也随之被强化。例如历史上的房遗爱谋反案，本身就是高度涉及皇权的争夺，也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
正是因为唐朝律法的原因，即便是房遗爱谋反事情败露，房遗直如果没有参与，那么他就有很大的可能置身事外，不会受到很大牵连。
不过这一切都不重要了，至少罗逸知道，这件事他不会再让其发生。
而这一切，从教好房遗爱这熊孩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