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继续坚持，李二和魏征互相指着鼻子喷唾沫，最后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见，诸如此类。
严格来讲，这在唐朝是一种犯罪行为，属于“漏泄禁中语”。更关键的是，魏征此举，当时太宗并不知道，是事后才知道的。这就犯了太宗的大忌，太宗极为看重的是君臣坦诚相待，此事在《魏郑公谏录》“太宗移旧阁”事件中有非常突出的反应，太宗在大部分时间，对魏征都非常优容，但是，在“移旧阁”事件中，李二大怒，已经启动了给魏征治罪的正式程序，为什么？李二说的很清楚，“昨问卿事，遂隐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即不道，终不与卿相见”，因为魏征在这一事件中，对太宗有所隐瞒，所以太宗大怒。请注意，那时候是贞观十二年，那时候魏征活的好好的，但太宗当时一度“令御史引出鞫问之”，可见李二对于君臣坦诚的重视程度。
而魏征事后还不改正，仍然瞒着李二私下给褚遂良一些“漏泄禁中语”的资料，属于再次违背了君臣坦诚的原则，李二对此生气，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第三，李世民对魏征的惩罚属于什么性质？一是推到了他自己写的碑，二是悔婚，原本答应将衡山公主嫁给魏征长子魏叔玉，后来反悔了。
那么这都是李二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皇帝做出的惩罚。那碑文本就是李二自己写的，现在太宗收回自己的东西，这是多大的事情吗？太宗自己的女儿，太宗不想嫁了，有多严重吗？
除此之外，我们看看，太宗还有其他的处罚吗？没有呀。魏征的爵位“郑国公”，由魏征的长子魏叔玉妥妥的继承了。魏征的四个儿子，有三个官品都很高，魏叔玉官至光禄少卿；魏叔瑜官至潞州刺史，魏叔璘官至礼部侍郎。发展的都挺好的。
最后，即便是那个被推倒的碑，后来李世民又下令重新立了起来，李二征讨高句丽回来后，“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
那么说回侯君集的事情上。
魏征建议以侯君集独掌诸卫兵权更加深了李二的猜疑。是魏征不只是认为侯君集才兼文武，可出将入相，还建议以侯君集独掌诸卫兵马大权。虽然李世民没有听从，但此时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李二回想此事，难道不会感到后怕吗？
当年，他李世民凭着豢养的八百死士孤注一掷，夺取了最高权力，若果真采纳了魏征的建议，让侯君集独掌诸卫兵马大权，那他李世民能当唐高祖李渊第二就算他走运了。接下来，我们再详细讲讲杜正伦和侯君集二人。
杜正伦出身山东寒族，以秀才入仕。他是秦王府学士，贞观元年，经魏徵举荐，擢兵部员外郎，后累迁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参典机密。后来，杜正伦因漏泄太宗语于太子被贬为谷州刺史，再贬交州都督；后因牵涉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流放驩州。
杜正伦卷入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引起李世民对魏征的猜疑，我认为主要与杜正伦所处的位置有关。杜正伦时任中书侍郎，为中书省的副长官，参典机密，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我们知道，中书省是起草诏命的机构，所以许多军国大事的决定处置都是中书省最先与闻，杜正伦任中书侍郎，所闻的皆是机密的军国大事。
中书侍郎一职寄任之重，专典机要绝非虚言。杜正伦既然能将太宗的话漏泄给太子李承乾，那么他会不会将更多的机密泄露给太子甚至其他人呢？显然，李世民已经不再信任杜正伦了，而且这已不是李世民第一次因中枢大臣漏泄禁中语而大发雷霆了。
就连任门下省侍中的高士廉和王珪都因对机密之事处置不当而被贬，更何况是时任中书侍郎，参典机密的杜正伦呢？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后，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李世民发现太子李承乾打算效法自己，发动兵变挟持自己。
作为一个政治强人，李世民是绝不愿意重蹈其父李渊之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