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站在文臣和宦官之间的人，究竟在做什么。
可为何最后还是被凌迟了整整三日？
刑场之下站立的众人，没有一个人替他喊冤吗？
为什么当年留不下一点为申述字，为什么最后要把的人生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
杨婉闭上眼睛，想起了她在师姐的记里看到的那一段文字。
“当时的皇帝，也只是把这个人的身体当成了一个有罪的符号，用极刑向人宣告，对阉党的态度，明示宦官团体的卑贱，昭示皇权对宫廷奴婢的绝对控制。们在宫城的门前处死邓瑛的时候，或许没有一个人想得起，这个惨死的阉人，曾是这座皇城的建造。”
有罪的符号，对阉党的态度，绝对控制。
杨婉想着这些词，心肺上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
这一段没有写进严肃学术论中的字，似乎反而切中了邓瑛命运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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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婉摁住自己的胸口，扶椅坐下。
她的触碰到了她长年随身的笔记，她索性将它取了出来，摊翻于膝。
这本笔记，她写了三年。
之前那本《邓瑛传》耗费了她将近十年的青春，其间她不断地修正史料的对应，斟酌言辞，可谓呕心沥血。而这本笔记，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账，其中夹杂着她对这个时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第一的资料，它记录了邓瑛刑余之后的三年时光，记录了纤细优雅的内廷生活，也贞宁末年，复杂的官场倾轧，惨烈政治的实相。对比《邓瑛传》的内容，杨婉大部分的考证都是对的，但是她没有看到贞宁年间的人心。她原本以为众人愚昧，不识邓瑛之贤，可此时看来，人心未必愚昧。
历史唯物主义曾不欺杨婉。
这并不是“人”的问题，这是社会形态与阶级结构的问题，一切皆有其必然性。
“好难呀邓瑛。”
杨婉看着自己画给邓瑛的人像，自言道；“以前以为出版《邓瑛传》已经够难了，没想到，写这本笔记比做学术还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