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痛苦而漫长的，但收获也弥足珍贵——他对这个变革中的社会，终于有了些深刻的、理姓的认识，这让他可以站在一个当世无人可及的高度上，来看待一些实际的问题了。
比如说这个货币改革，张居正的看法已经超凡脱俗了，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职、知识、眼界等方面的限制，并不是符合大势所趋的，甚至会阻碍历史的发展。
沈默的看法是，站在政斧的角度，这项改革会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对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处。但站在国家和历史的角度，这项改革其实是没有必要，或者说多此一举的。
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断：
首先，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有意义的？必然是针对社会自身无法调节的问题，所必须进行的改革才行。那么宝钞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吗？从其本身，以及户部的角度来看，烂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当然是这样的。
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呢？似乎却不是这样的。纵观中外历史，都是因为社会流通中，缺少足够硬通货币，才会出现纸币，作为补充品甚至代替品。
纸币为什么最早在中国出现？从唐代，到宋、元、金皆有各种形式的纸钞？不是中国人有先进的金融思想，而是中国向来不是金银铜等贵金属的产地，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代表价值的贵金属便严重匮乏，不得不用纸币来补充。
本朝立国后，更是长期面临贵金属极度匮乏，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交换需求的‘钱荒’，由此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情况不变，那么货币改革势在必行，沈默会不惜代价，帮他推行一套可靠的货币体系。
但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南美洲的开发，以及曰本银矿的大发现，世界的白银存量极大丰富，虽然这些白银都不归中国所有。但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处于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顺差，开始源源流入中国，这时国内产不产银，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作为本朝对外贸易的首倡者，以及市舶司的奠基人，沈默手中有最权威的数据，可以证明他的观点——仅嘉靖四十四年一年，通过正常贸易，由马六甲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一千四百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大明王朝三十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两倍。这还不算从曰本流入中国的，以及更多从美洲运抵香料群岛，再运进中国的白银。
而且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因为中国、曰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一比五到一比七之间；而曰本的金银比价为一比十二到一比十三之间；欧洲则为一比十到一比十五之间，只要将曰本、美洲的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即可获利一倍以上。当然这种高档的游戏，只有少数几家巨商有资格玩，比如王直，比如葡萄牙总督……比如沈家。
总而言之，在白银大量涌入中国，国家货币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积极推进确立银本位才是正办，至于大明宝钞，就让它继续烂下去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好了。
既然社会通过自身调节，便可将矛盾消化，那就没必要再进行改革。如果这时非要改革，只是给朝廷增加负担，给社会增添麻烦，给贪官污吏创造中饱私囊的机会。
“而且就算你可以抑制住冲动不滥发？又怎么保证继任者不会滥发呢？到时候，你的一番好意，就要成为掠夺民财者的帮凶了！”当沈默将自己的看法，鞭辟入里的讲给张居正后，他看到这个深沉内敛的青年改革家，脸色明显有些苍白。
沉默，长久的沉默，一个在思考，另一个也在思考。
良久，张居正从沉思中醒来，端起茶杯，却发现早就空了，沈默去拿茶壶，发现里面也空了。
不想让人进来，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