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称谓上的变化，其实是包括围棋在内的中华传统技艺的一次集体升格。从“待诏”的直呼到“博士”的尊称，显然隐藏着的，不仅有皇帝以下整个统治阶层文化层面和格局的自我苏醒，也有某种自上而下的俯视般的对下层的自觉抬举。
具体到围棋上，正所谓名正言顺，棋博士这种尊称，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称谓变化可以说明围棋以及棋手的地位飙升。也正因为如此，一个棋博士从被发现到被推举，整个过程也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甄别和选拔程序的，非真才实学，非国手层级，在当时是万万不可能被带到皇帝面前的。
可以说，棋待诏的出现和推广，不仅保证了每一个时代最顶尖棋手的脱颖而出，优越的社会地会和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得其技艺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巅峰状态。而且这些被选拔上来的顶尖棋手，在随侍和陪伴皇帝下棋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因为这样的一种特殊身份和背景，成为一种推动围棋向群体化、普及化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更值得瞩目的是，这些国手自觉或不自觉地还从三个方面完成了围棋社会角色的定位和转换
其一，个人的棋艺总结，著书立说，开馆收徒，从理论上保证了围棋生生不息的良性发展。
其二，公开和不公开的棋艺比拼、赌约、邀战，真刀实弹的实战碰撞与强强对垒，也保证了围棋在实践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其三，奉诏在与皇帝对弈的同时，自然也以皇帝手中的一张王牌，参与到国家外交层面，无形中推动了围棋向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度和文明的扩张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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