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流官的积极参预下，大化里土目安巡如与家奴者厦、白革等人的争斗终于在乾隆八年1743告一段落。
不过六十多年后，安巡如之孙孙安秉健又卷入与佃户的长期冲突中，特别是与佃户安国瑞的诉讼竟然惊动宸阍。
据说安国瑞的祖父阿固亦属土目，最初居住在威宁州致化里，康熙年间迁居四川乌蒙土府。
阿固与安巡如的命运大不相同，雍正四年1726，云南巡抚兼管总督事务的鄂尔泰进兵乌蒙、镇雄，改土归流。
阿固在这场战争中被杀身亡，其妻携幼子阿木云逃回威宁州大化里，佃耕土目安巡如在发嫩扣坡的田土，每年交莜麦若干。
阿木云长成后，继续以佃为生，并为两个儿子取了汉姓，大儿子名安国瑞，小儿子名安国荣。
嘉庆五年1800，阿木云身故，安国瑞又向安巡如之孙安秉健请求开垦别鲁块地方，照例交租。
安秉健素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虽然答应增佃田土，但要求订立一份总契约，将旧佃、新佃土地全部写明，每年交莜租一石。安国瑞表示同意。
安秉健显然是想用书面形式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保证自己的土地不被侵占，租粮能够按时征收。
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改土归流后黔西北社会经济的变化之一。
租佃关系至迟在明代已经出现于水西安氏所辖地区，在“勾”政权体制下，鉴于土目的权势，佃户绝不敢霸占田土，抵赖租粮——土目根本不需要契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彝制崩溃后，文契的必要性逐渐被认识到。
在水西地区，土目与佃户间的租佃契约可能出现得比较早，也较为普遍，并且彝族没有抛弃自己的文字传统，结果产生了许多彝文契约，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曾搜集到六份并译成汉文，兹抄录一份如下:
官家下的契约是真的，写这个约给老五。
老五用十七两银给官家，卜那即白泥塘的田一段，老五得了这段田，是一辈子的好处。
如果不犯事，子孙万代永远耕下去，永不扯土另安。
如有犯事、差租，官家的田由官家扯。六大升租谷，另外的租子四大斗。
乾隆三十年乙酉腊月十四写。
可见，这份契约所反映的权利与义务相对简单，有的文契则直接规定佃户必须上“人租”或“随唤随到”，服无偿劳役。
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承佃人没有欠租或犯事，可以子孙世代永远耕种，官家即土目无权“扯土”另佃——几份彝文契约对此都特别提及。
在这种习惯之下，清代黔西北的租佃关系应该比较稳定，安国瑞家祖孙三代，租种安巡如的土地长达六十多年就是一个例子。
尽管安秉健怀疑安国瑞的人品，但仍然没有另招佃户，只是要求将自己的财产与权利合法化、书面化。
安秉健对佃约的要求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订立租佃契约在乌撒地区可能出现得比较晚，安秉健曾深受其害，乾隆五十七1792年，佃户苏友松、阿鲁约、杨受保曾联名告官，称他们系被安秉健“强压为佃”，以图赖租。
但安秉健的“创新”举动引起了安国瑞的猜疑，在他看来，“猓夷”地区的惯例，佃种土目田土从来不需要写立佃约，安秉健此举或许包藏祸心。
他进一步联想到，自己的祖父阿固同样是土目子孙，肯定承袭了祖遗的大笔产业，雍正年间乌蒙、镇雄改土归流时，安秉健之祖安巡如可能借帮助官兵征剿的机会，霸占了阿固的家业。
而安秉健显然是想利用佃约将祖父不光彩的行为合法化，以杜日后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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