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制度的变更是明廷介入的结果，正所谓“今使君指安贵荣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
朝廷愿意扶助陇富一支垄断大权，或许有观念与习惯上的因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的恭顺与效忠，陇富当政前后，明廷在西南地区有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可能是陇富改制的契机。
他本人的承袭同其报效有关，继位后又积极为明廷东征西讨。
陇富对中央王朝的效力之勤在水西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许是他获得明廷支持的重要原因。
陇富之后，父死子继之制得以确立，除非君长乏嗣，否则旁支绝难问鼎宣慰使之职。
其次是对“彼绝此继”的干预。
因为大家都有所了解，即便父死子继之制确立，在君长乏嗣时亦会出现妻、弟、侄、叔、甥等亲属继位的情况。
明王朝对此是予以承认的，《明会典》云:嘉靖九年题准，土官衙门造册，将见在子孙，尽数开报，某人年若干岁，系某氏生，应该承袭;某人年若干岁，某氏生，系以次土舍，未生子者，侯有子造报，愿报弟、侄若女者，听。
布政司依期缴送吏兵二部查照。
除水西与乌撒外，在黔西北周边地区尚林立着若干个类似的彝族君长国，主要有滇东北的阿芋陡部、芒部、乌蒙部、古口勾部;黔西南的阿外惹部;黔中的播勒部;川南的扯勒部。
这些君长国的政治制度相似，具有同宗共祖的信念，并且互通姻媾，来往密切，形成了横跨川、滇、黔三省的族类认同团体。
因为血缘与姻亲关系的交织，所以当某个君长乏嗣时，继任新君极有可能来自其它君长国。
因此，“彼绝此继”的习惯可能会导致父子或兄弟同时担任君长乃至一人身兼两地君长的情形，此时尽管符合承袭制度，但已经与控驭土酋并削弱其权力的初衷相悖，因此官员们往往会对各君长国之间的这种承袭习惯加以干预。
还有就是汉人进入勾政权，因为在移民潮流的的背景下，黔西北“勾”政权的构成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像是嘉靖《贵州通志》云:彼至愚无知者反见变于夷，重以江右、川、湖贩商、流徙、罢役、逋逃多为奸诈，诱群酋而长其机智，而淳朴浸以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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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简短的叙述颇值得玩味，中央王朝的渗透日渐深入，地方土酋必须经常同官府打交道，土司政权亟需通汉文、熟习内地礼仪的人才，许多失意的移流民亦乐于为土司效劳，谋求更好的发展。
在士大夫们看来，这无异于“淳朴浸以散矣”，嘉靖年间的湖广、川、贵军务总督张岳称:
又访得湖、川土官专一收留各处光棍无赖，成群潜往京城打听事情，或交通贿赂，或央求面分，或胜驾谤言，挟害上官，或扌儿传是非，诳惑愚民。
张岳所说的虽是湖、川土司，但黔西北的情形亦与此相似。
例如在抵制朝廷扩张，意图恢复贵竹长官司的行动中，陈恩、王嘉猷等汉人积极为贵州宣慰使安疆臣出谋划策，在京师营造了一张关系网络，连兵部尚书石星都被拉拢。
除了“贩商”、“罢役”、“逋逃”、“光棍无赖”之流外，还有一些科场、宦海的失败者投奔夷地。
例如何若海本系遵义府学廪膳生员，流落京师卖篆刻为生，曾蒙吏部咨送兵部授守备职衔，“用之不听，雄心落魄”，后见辽事孔亟，便赴各衙门条陈对策，未被采用。
恰逢毗邻水西的扯勒部君长、永宁宣抚使奢崇明遣使进京，于是何若海便投奔永宁，参与策划反明，被永宁、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六司、府共封为丞相，权倾一时。
文献上一般笼统